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

生活 2019-11-18 04:23:21 美国 德国 希特勒
英国的经济史领域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与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2018年出版了《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一书,在西方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崩溃》一书将2008年金融危机和特朗普、英国退欧、俄罗斯克里米亚和其他政治社会问题相联系,绘制了一幅全景的全球当代史。美国《纽约书评》在2018年第11期也刊发了对此书的评论文章《未能崩溃的崩溃》(Crash that Failed);英国《卫报》刊发了题为《对金融危机的精湛解释》(A Masterful Accoun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的评论。图兹也赢得了多伦多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学院颁发的2019年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 (Lionel Gelber Prize)。在《崩溃》一书中,图兹通过分析大型全球战略性重要银行(globall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anks)在金融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的运作情况,通过探讨宏观金融理论和金融史,比较了美元金融体系与欧元区的种种不同以及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采取的措施,认为金融危机强化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塞德里克·杜兰德(Cédric Durand)在《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第116/117期上发表了对图兹《崩溃》的书评,题目为《在危机的斗鸡场中》(In the Crisis Cockpit)。杜兰德一方面肯定了图兹的金融理论和全书的概念框架,认为其著作是“对金融危机的编年史”,“充满了富于启发的细节和政治性,不仅仅解释了大灾难的原因,还描述了过去十年的余震。”另一方面,杜兰德认为,图兹并没有详细解释国际秩序的快速转型,也没有批判美元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霸权地位,更没有看到危机中的金融补救措施给普通百姓造成的影响,杜兰德认为“图兹并不想仔细调查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深层关系,这会削弱他对危机十年的解释。”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主持《新左评论》的佩里·安德森随后在《新左评论》第119期上刊发了本文,试图在杜兰德书评的基础上,对亚当·图兹的著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对亚当·图兹(Adam Tooze)的《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时,杜兰德(Cedric Durand)赞扬了图兹的巨大成就——对引发2008年席卷西方的经济灾难的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补救措施和废墟进行了“地标式的解释”。他表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在阐述“金融市场和资产担保商业证券的技术运作方式时,没有忽视其中涉及的政治动态”:正如图兹所写:“政治选择、意识形态和代理机构无处不在,其结果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仅是不合理的因素,还是对巨大的“系统”、“机器”和金融工程设备失灵所产生的巨大波动性和偶然性的重要反应。”《崩溃》的确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与此同时,杜兰德观察到,它的叙述并不是简单的对危机及其后果的实证跟踪,更确切地说,是高度复杂和错综的。它具有明确的“概念基础”(conceptual underpinnings),这是图兹本人在承认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使用“股票流量一致性”(stock-flow consistency)模型描述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外国部门之间的金融相互作用时提出的术语。在杜兰德看来,这为图兹的总体论点提供了“不言而喻的支柱”。这两个判断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杜兰德的阐述中,这两个判断都有自相矛盾之处。对于戈德利来说,股票流量一致性方法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而其他模型则没有。不过,杜兰德的评论“根本没有讨论全球经济中金融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交织”,因此“没有将金融危机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结构性危机趋势背景下”。这种观察反过来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似乎影响了杜兰德对这本书的总体赞扬。他在书中写道,图兹不愿意调查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不情愿最终破坏了他对这十年危机的描述。从逻辑上来说,问题就出现了:这两个明显的矛盾是存在于图兹的作品中,还是存在于杜兰德对它的评论中?或者两者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一致?一、将金融概念化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转向杜兰德自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转移(metastases)的著作。尽管与《崩溃》的关系显而易见,但他没有提及自己2014年在法国出版的《虚拟资本》(Le Capital fictif,2017年出版的英文版)。这是一项言简意赅的研究,它展示了新世纪经济景观文献中罕见的组合:在短短的150页中,一种驱动性概念的能量与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数据的控制性经验结合在一起。这个术语“虚拟资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由利物浦的第一任伯爵、乔治三世领导下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后来被里卡多沿用,被马克思和哈耶克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理论化——展示了金融系统的特征和逻辑,这个系统在2008年将世界带入危机,从那以后一直在发展。这本书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在过去40年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首先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区,紧接着在核心地区引发了连续的危机,其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区别。在正常时期,价格上涨削弱了真正经济领域的需求,而金融证券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价格上涨越多,对这些证券的需求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危机期间,价格下跌导致大甩卖,进而加速价格崩溃。金融产品的这种特殊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购买(与任何使用价值无关)类似于一种纯粹的投机理由;其目的是通过在未来以更高的价格转售这些产品来获得剩余价值。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由代理商的预期推动的自我维持的价格上涨,被信贷进一步夸大了”。负债增加了价格,由于这些证券可以作为新增贷款的对应物,它们不断增加的价值使代理人承担了更多的债务。随着资产泡沫开始破裂,在下跌过程中,“试图偿还债务的经济主体被迫以折扣价出售资产”,从而引发了“一场自我维持的运动走向萧条,只有国家干预才能阻止这种运动”。自1980年代放松资本流动管制以来,这一普遍机制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不仅极大地扩张了私人信贷、公共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和规模(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三种虚拟资本),还进一步发展了新型交易,使之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为影子银行和金融创新,扭曲和延长了负债链条。“合约互换(contract swaps)、结构性产品和期权合约(option contracts)不断增加和结合。除了金融行为者的想象力之外,毫无限制。”大量投机不再是繁荣的产物:由于衍生品的灵活性,“它成为一种独立于商业周期的活动”。其结果是金融和商业交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金融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急剧上升。到2007年,衍生品的名义总价值约为全球GDP的10倍。到2013年,纯金融交易的价值比贸易和投资的总和高出100倍。这样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陷入危机并不奇怪,每次都要求央行充当无限的最后贷款人,政府通过让赤字飙升来维持需求,以拯救金融体系——2008年的崩溃是迄今为止最新、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但正如杜兰德所观察到的,此类救援行动的成功本身就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如果“经济政策在控制崩溃的努力中无可否认地取得了成功:所有战后金融危机都得到了遏制”,随之而来的信心回升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起反作用——金融经营者越来越愿意冒新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央行“将尽一切努力防止系统性风险成为现实”。这就是政府干预的悖论。“随着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金融行为体和监管机构变得更加乐观”,金融创新开始复苏,监管放松,产生了更加复杂和精密的产品,以牺牲所购资产的质量为代价扩大了信贷。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小规模危机,由于处理危机的能力得到提高,这些危机很快就会得到克服。这种累积的动态产生了一个金融超循环(super-cycle),通过这个超循环,累积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即投机性金融和庞氏骗局的相对权重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为遏制危机而进行干预的规模和成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从2008年秋季到2009年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向金融部门提供的支持总额相当于世界GDP的50.4%。没有累积的利润?众所周知,西方经济体金融部门膨胀的规模意味着它在总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对杜兰德来说,这就提出了这些利润来自何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困扰着其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工作的人。但正如他所指出的,这里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的投资率稳步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逐年的增长率。然而,在同一时期,利润却保持在高位。事实上,正如大卫·科茨(David Kotz)指出的那样,2010年至2017年间,美国的累积率低于里根时代以来的任何一个十年,但利润率却高于这一时期。那么,这些利润总体上来自哪里呢?杜兰德的回答是,它们代表了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20世纪初对未来的设想的一个更新版本:也就是说,从投资于体系外围的廉价劳动力区的生产中获取高水平的利润,尤其是在亚洲。这样的话,没有积累的利润之谜将会消失,因为企业确实在投资;不是投资于增长、就业和工资停滞的国内经济,而是投资于海外地区,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率。从表面上看,这一论点有两个困难。第一个问题是,原则上,“虚拟”资本(如果将其定义为“未实现生产而流通的资本,代表着对未来实际价值评估过程的要求”)的界限在哪里,因为从形式上讲,几乎所有投资都符合这一标准,即资本是为了预期获利回报而布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从流入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估计纯金融支付的重要性,这种支付不同于从生产活动直接获得的利润。他以美国和法国的研究为例,将外国资产的股息作为这些问题的替代指标。目前尚不清楚杜兰德重新提出第一个难题的程度有多深。金融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结,正如他所说,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联系在分析上究竟如何仍然难以捉摸。他的书的结论没有这种含糊不清的地方。与公认的观点相反,虽然金融不稳定具有影响所有行为者的负面外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不稳定就是对所有人的祝福。金融稳定本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公共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操作的回报让它在2008-09年得以恢复。一年后,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已攀升至40%以上。杜兰德的裁决非常犀利:金融——财富最崇拜的形式——的霸权地位只能靠公共当局的无条件支持来维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虚拟资本将会崩溃,而且还会拖垮我们所有的经济体。事实上,金融业是敲诈大师。金融霸权披着市场的自由外衣,却抓住了旧时的国家主权,更好地压榨社会主体以满足自身利益。二、交错的三部曲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杜兰德尽管对《崩溃》赞赏有加,但认为《崩溃》最终没有实现其设想的承诺。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种限制性的判断并没有提 供什么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差距。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将实体经济纳入金融变迁的 范畴?是什么样的政治因素决定了之后作品的架构?这些问题的最初线索可以从两篇图兹的短文中找到。在第一篇文章中,对杰夫·曼(Geoff Mann)的《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Keynesianism,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volution,2017)一书的评论中,图兹将凯恩斯的独特优点定义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商业周期运作中固有的自由民主问题的“情境和战术意识”,要求以精确调整的形式进行务实的危机管理,而不要抱有永久性的幻想。在第二篇文章中,在《崩溃》的导论中, 他写道,“2008 年的十周年纪念,对于一个关注英格兰、德国、“曼哈顿岛”和欧盟的左翼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制高点。”为了了解这些言论与杜兰德提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好把《崩溃》看作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之前是图兹的另外两部作品:《洪水: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2014)和《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形成与瓦解》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2006)。 这两部作品可以说让图兹成为了他所在群体中杰出的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公众的声音还不止于此,他还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等等,还有广播和电视。这三本书现在定义了他的职业生涯,它们并没有追溯到一个连续的叙事,它们的构成也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第一本书讲述的是1933 年至1945 年,第二本书讲述的是1916年至1931 年,第三本书讲述的是 2006年至 2018 年——也没有统一的重点。但是,它显示了一个明确的主题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佩里·安德森评亚当·图兹:隐秘的情境主义?(上)亚当·图兹的《洪水: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The Deluge:The Great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Global Order,2014)和《毁灭的代价:纳粹经济的形成与瓦解》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2006),这两部作品让图兹成为了他所在群体中杰出的现代经济历史学家。希特勒的战争作为充满细节的大部头历史研究,《毁灭的代价》一书讲述了大萧条时期,希特勒上台后继承了德国经济,纳粹政权通过高速重整军备计划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在上世纪30年代末遭受了资源的限制,随之而来的军事征服战胜了这些问题,他们在入侵苏联时的过度扩张,以及生产的急剧增长,他们加紧了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此时,他们在东方战场的失败迫在眉睫,而同盟国在西方封锁了纳粹德国的出口。虽然图兹夸大了德国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由德国境况不佳的小农和古老的地主农业所拖累的经济(而且如果第三帝国仍处于和平状态,他就低估了民众消费的增长),但是这些强调的问题几乎不会影响他的成就,尤其是当他的叙述进入高速状态,策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和军事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时。然而,书写这种叙述,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命题:一种看法是这本书本质上是围绕着故事所编写的纳粹经济的“形成与瓦解”。图兹认为,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在希特勒的心目中,他动员第三帝国发动大陆战争的最大敌人不是在东边的大草原,而是在大洋彼岸的遥远西部。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芽孢,而是美国的力量,世界犹太人的总部,是德国的生存威胁困扰着他,并支配着他的侵略野心。摧毁共产主义和征服俄罗斯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不过是一个中转站——在征服世界之战中获得一个领土和资源的平台,能够与美国巨人的广阔开放的空间相匹敌。从历史上看,“美国应该成为我们理解第三帝国的枢纽”。东部的扩张主义计划,以及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1918年后德国的一般特征。希特勒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在他的世界观中的中心地位是“正在形成的全球霸主”,以及“世界犹太人阴谋毁灭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支点”。图兹是根据什么证据建立这个结构的?主要是希特勒所谓的“第二本书”,一 部未完成的、未出版的《我的奋斗》续集(可能创作1928年),以及散落的关于战争的附带意见。但无论是他的言论还是行动,都没有为此提供任何前后一致的支持。像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欧洲人一样,希特勒知道美国的人口和国内市场有多么庞大,但是在900页的《我的奋斗》中,美国连一页都没有,甚至连一段都没有;虽然偶尔提到美国这个词时并不特别具有敌意。在他的“第二本书”中,希特勒确实谈到了来自美国的对欧洲的未来威胁,因为美国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财富、较低的生产成本和源源不断的发明创造可能使其在旧大陆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一想法的实质和显著性都不符合图兹对这些思想的描述。因为希特勒接着解释说,美国的关键优势在于它的种族构成。北欧移民到新大 陆在美国创造了一个具有最高种族素质的新的国家群体,一个年轻的、经过种族选择的人群,过滤移民,从欧洲所有国家提取“北欧元素”( Nordic element),同时禁止日本人和中国人入境。俄罗斯可能拥有类似的陆地表面,但其人口质量如此之差,以至于不会对世界的自由构成任何经济或政治威胁,只会让疾病席卷这个国家。泛欧计划旨在对抗美国的崛起,但却希望通过拼凑各种种族来建立某种联盟,这是犹太人和混血儿的妄想。如果德国继续允许其最优秀的血统移民到美国,它注定会沦为一个毫无价值的民族;只有一个能够“将其人民的种族价值提升到最实际的民族形式”的国家才能与美国竞争。在未来,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不总是和平的经济性质,但最有可能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换句话说,当希特勒在他唯一一篇关于这个国家的真正专题论文中,把注意力 转向美国时,他是钦佩而不是否认美国,不仅是因为美国在经济上更为先进, 而且本质上和明确地表明,美国比德国本身更加雅利安化。在1928年,这些想法有多重要?对美国的关注持续了十几页,仅仅是他第二本书手稿的5%。希特勒对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页数是其两倍。也没有证据表明,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继续全神贯注于研究美国。在1930年代,美国远非他世界观的核心,却从希特勒的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他认定,美国毕竟不是北欧男性美德的据点,而是混血儿和堕落者的巢穴,在那里,充其量只有一半——甚至六分之一—— 人口是体面的,犹太人占上风;美国是一个由于失业和中立性法律而变得脆弱的国家,会在国际政治(Weltpolitik)中被忽视。一旦掌权,希特勒在1936年8月至9月的“四年计划”备忘录中阐述了第三帝国的国际任务。它没有一行是关于美国的。他解释说,“政治是人民生命历史斗争的领导者和行为方式”,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斗争的加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决心“消灭传统的人类精英,代之以全世界的犹太人”——并宣称任何国家都不能从随之而来的对抗中撤退或保持距离,他在书中强调说:德国有责任利用一切手段确保自己的生存,以防备迫在眉睫的灾难。德国一直是西方世界抵御布尔什维克袭击的起点。“在德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将不会以另一个凡尔赛结束,而是最终的毁灭,事实上对德国人民的灭绝这样一场灾难的规模是无法估量的。由于保护我们免受这种危险的需要,所有其他的考虑都变得毫无意义。”以最快速度扩大重整军备,德国将在四年内发起战争。在这里,《我的奋斗》中持久的恐惧心理融合了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成为了国家学说;用伊恩·克肖的话说,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是“希特勒外交政策思想的指路明灯”。德国扩张的未来在于东方,而不是西方。1939年,他入侵波兰,导致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并在短时间内击败了法国。他希望英国可以答应他的要求作为对帝国的臣服。早在1940年7月,他就对英国的拒绝感到困惑,也没有能力从海上入侵英国,于是决定转而进攻苏联——无视任何理性的战略考量,在他一直坚持的两条战线上重新发动战争,是德国在1914年至1918年战败的首要原因。军事常识本应指引国防军向南而不是向东,迫使西班牙与英国开战,并控制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关闭地中海,封锁埃及和伊拉克油田,与巴巴罗萨行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其成功的预期后果中,也没有谈及任何关于被征服的俄罗斯能提供一个与美国对抗的平台。希特勒的第32号指示“巴巴罗萨之后的准备工作”是在苏联战役开始前11天起草的,它没有考虑到华盛顿,而是计划国防军横扫地中海,包围苏伊士运河——这正是他所预料到的。孤儿似的欧洲在希特勒的设想中,美国的确出现在远东地区,他希望日本能够牵制住美国, 阻止美国帮助英国进入欧洲,并在1941年4月煽动东京对美国发动进攻,那时日本还没有下定决心,也没有准备好发动进攻。图兹正确地观察到,这“决定了德国的命运”,却没有注意到这对他构建美国在希特勒世界观中的中心地位有多么重要。这位元首送给罗斯福的无偿礼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在解密对德战争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当时全国的愤怒和要求报复的呼声都集中在日本身上)揭示了希特勒惊人的不合理和无知程度,而实际上这与美国有关。迪伦·赖利(Dylan Riley)对《毁灭的代价》进行了尊重但广泛的批评,这是迄今为止与《毁灭的代价》最实质性的交流。赖利引用了阿多诺的冷静判断:“德国统治集团之所以走向战争,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帝国权力之外。但是他们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是盲目和笨拙的地方主义,这使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的政策没有竞争力,他们的战争是一场赌博。”从1942年开始,希特勒在他漫无边际的独白中,对美国有了更多的话要说,他在纳粹的声明中越来越多地指责美国是世界犹太人的头目,但从未超越无知的咆哮和业余爱好。他的世界观包括数量有限的“本我”——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种族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中传递的情绪或幻想可能会增加各种暂时的爱好和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其中包括关于美国的模糊且自相矛盾的观点。在根据希特勒与美国的关系来制定《毁灭的代价》的时候,图兹并没有做出武断的结论。因为他叙述的出发点并不是研究纳粹经济——大萧条的预期背景。与其他工业社会相比,经济衰退对德国的影响更具毁灭性,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因果关系的解释。占据舞台中心的悲剧是德国精英们没有坚持20世纪20年代领导人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的智慧,他们认识到一战失败后的复苏之路不在于对在凡尔赛定居点的徒劳反抗,而在于发出德国愿意支付赔款的信号,从而打开了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大门,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未来的军事超级大国,目的是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将德国定位为华盛顿的关键盟友。其结果是“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崩溃”,使欧洲大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孤儿”,而德国则任凭希特勒的邪恶势力摆布。令人高兴的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失败,阿登纳(Adenauer,西德首位总理,在其任期进行经济重建并成为北约成员国)可以实现斯特雷泽曼的愿景,最终将德国议会民主政治庇护在安全的美国港口孤儿院。三、威尔逊式的(Wilsonian)和平?八年后出版的《洪水》实际上是《毁灭的代价》的前传。它的主题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是由美国领导的,一直延续到大萧条时期。故事的开端是1916年欧洲的军事僵局,以及1917年春威尔逊决定参战以支持协约国,使得这场斗争“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一场大国冲突——一场由美国总统领导的“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为了维护国际法的统治,打倒了专制和军国主义”。随着德国的战败和奥匈帝国的解体,美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后来成为了和平的主导力量。然而,它的战后霸权并不仅仅是取代曾经的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British Peace)。这是国际关系的范式转变,是威尔逊构想的建立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尝试——一种新型体系:根据共同的协定,新秩序有三个主要方面——以军事力量和经济霸权为后盾的道德权威。然而,可悲的是,当威尔逊返回美国时,他未能获得参议院对美国加入联盟的批准,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惨败”,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他个人的僵化,以及当时身体的脆弱。但是,这场灾难的更深层根源在于这样一个悖论:美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先驱,尚未实现国内政治秩序的现代化。尽管像第一任罗斯福和威尔逊这样的领导人拥有进步主义的远见卓识,美国这个国家仍然被限制在其18世纪的宪法矩阵中。参议院陈旧的特权要求任何国际条约的批准都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要求,这就是这种滞后的一种体现,是对威尔逊希望的最直接的阻碍。联邦政府的财政欠发达地区是另一个例子,它实质上仍然依赖于关税和消费税收入。战争的资金主要来自货币宽松,银行信贷使物价翻了一番。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税,而不是所得税。1920年,美国财政部突然推翻了通货膨胀税,导致美国陷入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使一位共和党人重返白宫,成为本世纪选举中占多数席位最多的人。图兹认为,威尔逊及其国内反对者的言论背后,以及美国未能应对当前挑战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组织最近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民族主义,与全球领导人的国际主义要求相悖。然而,他在这种观点中发现了伯克式智慧的核心,即在内战的创伤之后,有必要保持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实际上,这也不意味着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任务上有任何决定性的退却。与传说相反,哈丁(Harding)政府主持了一次比凡尔赛更成功的示范:1921-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见证了威尔逊在1916年击败共和党的对手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英国和日本取得了国际主义外交的胜利,完全放弃美国海军的崛起。此后,历任总统和他们的特使,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在《凡尔赛条约》的赔款条款留下的紧张局势之后努力稳定欧洲局势,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来缓解德国的财政困难,比如道威斯和杨计划(Dawes and Young Plans),最终甚至还有胡佛提出的暂停法国和英国对美国本身的战争债务。这些安抚国际关系的努力也不是没有令人钦佩的欧洲同行,就此而言,也有亚洲同行。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法国,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德国,古斯塔夫·斯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每个人都是一个诺贝尔主义者——都深信大西洋主义者,把美国看作是他们追求和平的不可或缺的伙伴;在日本,坚定的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和勇敢的大正(Taisho)改革者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家们的进步自由主义计划最终偏离了轨道?它的缺陷在于它所要求和体现的美国霸权的局限性。因为威尔逊及其继任者的共同之处不是拒绝开明地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是拒绝承担领导一个国际大国联盟以维护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最终责任。相反,他们的基本动机是 “利用美国超然特权的地位,以及其他主要战争者对这种地位的依赖,构建一个世界事务的转型”,“更好地维护他们对美国命运的理想”——这是一个在国外的激进愿景,与国内的保守情结联系在一起。十年来,这种组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当大萧条的悲剧性考验来临时,这还不够。国际合作崩溃了,对曾经充满希望的20世纪20年代温和主义的反叛在30年代爆发了,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反应的极端性是他们试图推翻的新秩序的力量的证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惊人地升级,证明了叛乱分子认为自己要面对的是何种力量。迫近的潜在力量——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未来主导地位——才是驱使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日本同行采取这种激进行动的共同因素。然而,像白里安这样的政治家的愿景并没有白费。因为不懈地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确保秩序与和平不是一种被欺骗的理想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更高形式的现实主义的表现,这种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国际联盟与合作才能确保地球上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一种新型自由主义的盘算,一种现实政治的进步。我们需要这一点。图兹毫不犹豫地敲响了当代的警钟,他问道:“为什么‘西方’不能更好地发挥它获胜的一手呢?管理和领导能力在哪里?鉴于新经济体的崛起,这些问题有着明显的力量。”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版本对于杜兰德提出的两个问题——图兹作品中暗含的方法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一旦《洪水》和《毁灭的代价》被解读为同一个课题的分期作品,这两个问题就会有更清晰的答案。在每一个故事中,对于手头主题的情境和策略的方法(a situational and tactical approach)决定了进入故事的媒介,摒弃了对其起源的结构性解释:在《毁灭的代价》《大萧条》《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两个问题中,首要的主题都是美国强权的动能,这是二十世纪的万能钥匙。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图兹的政治立场都是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连字符周围的每个术语都有一系列的含义,而且这种化合物经常,也许是典型的,被证明是不稳定的,它的一个或其他元素具有更大的原子价。《代价》,作为一个纳粹经济的研究,提供了较窄的视野来考虑它们之间的平衡。图兹从剑桥搬到耶鲁之后创作的《大洪水》(TheDeluge)在政治上更加直言不讳,充分支持胜利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自我理解,以及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激励他们努力在战后建立进步的和平的持久愿景。从历史学上讲,可以这样描述,作为查塔姆研究所对这个时期的描述的一种独特的实践,并向埃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致歉。通过从1916年开始叙述,图兹避免回答是什么导致了1914年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本身的性质的问题,只是简单地断言美国的参战是由德国的侵略引起的,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争取民主和国际法的战斗。帝国主义,在这种说法中,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全球竞争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和征服印度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一旦战争成功结束,世界就面临着如何在“帝国主义之后”建立和平秩序的问题。“叙述是被建构的”,换句话说,正如亚历山大·泽文在书中所写,“结构的现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发生在帝国,还为了帝国,并在帝国之间”。关于这个基础事实的程度,可以参考最近的一份综合报告《战争中的帝国》(Empires at War)中对战斗人员的调查,该报告涵盖了所有战斗人员,包括东非战区的葡萄牙分队,在那里,英国帝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在欧洲的总死亡人数。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是对战利品的不均衡分配:在一个每个国家都认为权力和财产之间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体系中,德国这个最大、发展最快的工业经济体,被内战中三个最大的强国的领土包围,却没有相应的掠夺份额,而与其他任何帝国相比,英国获得了过多的利益,正如列宁当时所看到的那样,也正如更具批判性的历史学家此后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实现国际平衡。正如图兹所解读的那样,旧协约国(palaeo-Entent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正当性”引发了之后发生的巨大灾难。帝国主义内部的屠杀在战场上夺去了大约1000万人的生命,造成了4000万人的伤亡数。这场屠杀之后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责任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端主义者对战后定居点的和平力量的反抗。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自由文明所造成的杀戮规模,更不用说它造成的社会心理后果,即使在1918年之后也几乎没有停止,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在爱尔兰,1916年“极端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政权发动了自杀式袭击”,破坏了雷德蒙德(Redmond)及其政党对战争努力的负责任的支持,1919年至1921年的独立游击战造成了“可怕的损失”,加上新芬党(Sinn Fein)的“启示录激进主义”引发的内战,所有这些混乱的结果是“在本世纪剩余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暴力”。大约1400人因为独立而在战争中丧生,或许有2000人。而三万爱尔兰人死于法国、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战壕。非暴力的吗?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战争的反应是《洪水》所没有提到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此习以为常的事物是如此空洞、臭名昭著,还仿佛是一种高度精致的文明——尽管有意识地存在着种种不协调之处;发现它流淌着这种令人憎恶的血液,发现它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就像突然不得不在自己的家庭圈子或一群最好的朋友中认出一帮杀人犯、骗子和恶棍时类似的震惊。如果这场战争以民主和法治的胜利而结束,那么随之而来的和平又如何呢?它体现了民主法治吗?图兹认为凡尔赛条约没有什么特别的缺点,他赞扬威尔逊、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克莱门梭(Clemenceau)——他对后者尤其同情——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可以理解的不同关切,而且愿意达成协议,将令人满意的共同解决方案强加于他们击败的国家。由于德国是侵略者,《条约》中的战争罪条款作为从德国获得无限期赔偿的正式依据,可以是理所当然的。重要的是,无论德国人多么厌恶这些条约,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都得被迫接受。凯恩斯抨击《条约》的言论——尽管可能是修辞技巧——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恶作剧,不仅鼓励鲁莽的德国抵制偿还债务,而且毒化了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破坏凡尔赛和平合法性方面比他做得更多,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有胆量拒绝盟军的最后通牒——它本来必须在条约上签字。值得庆幸的是,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样的极端主义者(他呼吁用游击战抵制条约),甚至像时任德国总理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S cheidemann)这样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主张采取一种过分强调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既不和平也不战争” [Neither Peace Nor War] 的立场)在最后一刻接受了条约。魏玛仍然存在许多惯犯行为,拉特瑙(Rathenau)三年后达成的《拉帕洛协定》 (Rapallo Pact)——“一种自我放纵的民族主义幻想”——与凡尔赛精神不符;第二年,法国占领了莱茵兰(Rhineland),以确保德国支付赔款,这又是一场高风险的危机。但与拉特瑙不同的是,施特雷泽曼一直都明白,德国必须依靠美国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样的判断自然而然地来自于这样的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相对正义战胜了邪恶。惩罚是必要的,为了重新加入体面的行列,犯罪者必须接受惩罚,但决不能过分。任何稳定的和平都不可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历史性事件之上,被迫接受这一事实的整个国家会认为其不诚实和不公正而拒绝接受,这种考量是不能在这一心理框架内出现的。同样,如果德国采取韦伯或谢德曼所倡导的路线,拒绝同盟国的命令,让他们看看占领这个国家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面对所有不可避免的抵抗,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民能够忍受多久。在1919年的德国,这种抵抗将团结大多数活跃的政治国家。通过他们的投降,那些被图兹誉为当时的英雄的中间派政治家们确保了完全正当的反对的旗帜,并且注定会在适当的时候获胜,将会仅仅传递给激进的右翼。在凡尔赛建造的这座大厦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已经腐烂,注定要坍塌。年轻的霸权?只要施特雷泽曼还在掌舵,德国的命运就充满希望,这构成了图兹对1918年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的叙述的主线。但是全景的范围是宽广的,这是本书不可估量的力量,涵盖了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南非,甚至还有一张从巴塔哥尼亚插入的幻灯片。正如图兹所假设的那样,美国霸权的资产负债表会从中浮现出来吗?如果大洪水的概念背景把它定位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点上,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对左派不再有任何特别的含义——它对俄国革命的描述就是纯粹的冷战思维——它随后讲述的故事就更加模糊不清了。图兹并不冒险为他的任何一位主人公画全幅肖像,但他对威尔逊的大部分叙述,显然与最初赋予他的先知和为和平与民主而建立的安全世界的主要设计师的角色不相符。威尔逊对美国与西班牙的间接战争以及夺取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殖民地感到兴奋,在派遣军队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致力于保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人在这个星球上的至高无上地位方面,他比任何前任都更加咄咄逼人,在他的“十四点和平协议”( Fourteen Points)中没有提到民族自决,在凡尔赛否决了对爱尔兰的讨论,也没有参与日本要求在《联盟盟约》(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中承诺种族平等的呼吁,而是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奉为其基础原则之一。1919年,威尔逊切断了对意大利的经济援助,迫使意大利废除与英法的条约,该条约授予意大利在蒂罗尔和亚得里亚海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几天之内,威尔逊就告诉中国必须遵守条约——涉及到日本在山东和中国东北获得的利益——因为“条约的神圣性”是战争的原则之一。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洪水》中找到。但事实并非如此,1919年的大规模逮捕事件被默认地转移到了威尔逊的司法部长身上。除了图兹本人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图兹关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描述是否准确,即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对盟友的主导地位起到了作用;在整个大萧条期间,反对者的想象力是否准确。当然,《洪水》的优点在于,它记录了美国通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欠美国的战争债务与德国欠法国和英国的赔款之间的循环,对欧洲主要国家持续施加的影响力,从而使华盛顿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调整这两者。图兹关于这种金融窒息的阐述要点在于,这是一种温和的盟友关系(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目的是缓和凡尔赛协议的尖锐边缘,使德国恢复到今天所谓的“国际社会”的地位。然而,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两个特点被低估了:一是美国贪婪的本性——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本性后来被冠以秃鹫资本主义(vulture capitalism)的绰号——不顾战争的相对负担,为其对协约国的支持索取补偿;二是对革命的不眠不休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美国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支持政治反动,以粉碎任何威胁,从一开始就培育与墨索里尼的良好关系。除了美国权力的金融武器库外,华盛顿会议还增加了海军的权重。但是,这两种资产——金钱和战舰——在多大程度上让图兹一直描述的美国在1919年至1932年间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美国霸权”——得以存在?这是一个美国军队规模小于葡萄牙的时期,1924年美国对外事务局仍然是一个虫蛹,48年美国在莫斯科没有大使馆,美国在中国的存在无法与英国相比,英国实际上掌控着这个国家的财政体系,在欧洲,美国是罗迦诺的凡尔赛宫的旁观者。它最为人熟知的倡议是什么?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和平条约》(Kellog-Briand ‘Peace Pact’)是一份自我感觉良好的无用的愿望清单,在1930年代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图兹自己描述的威尔逊计划在1919年威尔逊回到美国时惨败这样一个现实:联邦国家机器本身发育不良,只有半现代的特征。但是,在用武力论证和说明这一点之后,他却忘记了他主导的美国霸权主义——甚至在衰落之后的欧洲孤儿院——好像只有华盛顿善良的家长指导保护旧世界直到经济衰退。这种说法有些操之过急。1919年的世界绝不是单极的。当然,美国霸权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但是追溯到哈丁和柯立芝的时代是一个时代错误,是作者的疏忽,而不是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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